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

大学的精神不是功利主义，通识教育是价值观教育。

驾驭运用知识比拥有知识重要得多。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追求知识上，而不是掌握驾驭运用知识需的思想，则这样的力量不要也罢，因为它可能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它可能有的贡献。

良好的价值观是形成博雅和心灵健康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

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出于文明人对知识的崇敬；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不是为了有用，而是因为仰望星空，审视内心。

现在谁也不会再说文革时期最为流行话，“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离我们远去，至少我们还在瞄准学有用的知识，选择热门的专业。如此思维方式不仅与大学的精神和通识教育不相匹配，而且还会造成大学教育的异化。所以我们不仅要彻底否定文革的流行话语，更要在内心深处告别那种思维方式。大学的精神不是功利主义，通识教育是价值观教育。

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用

不仅我们的学生要学有用的知识，老师也在努力要向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这实际上误解了大学教育的功能，因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体现文明人对知识的崇敬。

所以不能为有用而学习，不仅因为学生的知识构架还不足以判断知识的有用性，甚至连教学一辈子的教师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在我们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回首往事之际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不要拿这个上帝也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我们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几乎都与有用无关，伽利略、布鲁诺要是为了有用，就不可能仰望星空，得出地心说和日心说。作为专利局小职员的爱因斯坦若为了有用，也难免为日常生活而作稻粱谋，而不可能研究出什么相对论。所以以有用为目的学习，不仅无法提出伟大的理论和伟大的思想，而且非常可能与人类最伟大的发现失之交臂。因为这些理论和思想在提出时都不能表现它们的有用性，所以按照有用与否来选择，则一定将它们弃之不顾。于是我们的大学不仅可能失去创新能力，而且难以走在科学技术的前沿。

不仅为有用的学习动机有问题，甚至对知识的追求也大可质疑，因为知识不是力量（这力量不是破坏，而是贡献）。历史上的赵括、马谡都倒背兵书如流，何尝没有知识，可是，却兵败身死，贻笑千古。韩信运用的与他们所用的是相同的话，“兵置之死地而后生”，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所以正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样，知识也是如此。驾驭运用知识比拥有知识重要得多。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追求知识上，而不是掌握驾驭运用知识需的思想，则这样的力量不要也罢，因为它可能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它可能有的贡献。

所以学有用的知识会成为目标，不能不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话有关。既然书中有期许的一切，那么为了得到它们而读书，读书变得功利也就势在难免了。但实际上，问题不在于这句话的本身，而在于功利性太强的人的误读。如果把对这句话理解的重点聚焦到 “自有”，而不是“黄金屋，颜如玉”，则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既然“自有”“黄金屋，颜如玉”，那又何必再关心它们。只要认真地读，心无旁骛地读，享受乐趣地读，结果因为“自然会有”，而就变得不重要了。这才是我们老祖宗告诫的真正意义所在。所以读书就是为了读书，过程就是目的的全部，而不是结果的物质利益的所在。

19世纪中期，英国教育家纽曼曾说过，“真正的大学教育是什么?不是专业教育，不是技术教育，而是博雅教育。大学的理想在于把每个学生的精神和品行升华到博雅的高度。这样的人首先在精神上就是健康的。”真正的大学教育应以人为最终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首要。

何为博雅，何为心灵健康？本文无意讨论它们的定义，但要指出它们其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享受读书的快乐，而没有太多的功利考虑。

大学教育的关键是良好的价值观

良好的价值观是形成博雅和心灵健康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如果价值观错位，则越有知识，越有思想越可能背离大学的教育精神，甚至不利于国家民族的发展。

大学教育至少要包括三个层面，最低层次是功利，特别是商学院，不可能不功利，也就是要学会权衡利弊。它可以帮助我们利人利己，利己不损人，而不是损人利己，或者损人损己。没有功利的思考，我们就会处于一片混沌之中，不知道如何做出代价最小的选择。要是药家鑫，马加爵等能权衡利弊，他们又焉能锒铛入狱，葬送大好的生命？但是，仅有功利也是不行的。因为仅以权衡利弊来选择，那就非常可能做低成本的坏事，而不做利益小的好事，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就会使社会误入歧途。因为只要能降低成本，或避免成本，所有的坏事都可能发生，伦理上的禁忌会沦落为技术上的规避。否则，哪会有我们今天的毒有害食品的泛滥，潜规则的嚣张，贪官们的“前腐后继”，环境生态被糟蹋得“国在山河破”，所有这些都是功利主义猖獗的恶果。

所以大学一定要超越功利，培育情怀。也就是不能仅考虑个人利益，而要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和“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魄。否则，只讲功利，就会蝇营狗苟于个人得失，鼠目寸光既得利益，喜好厌恶只剩下金钱的增减，这样的学生绝非我们大学培养的目标。然而，仅有情怀也是不够的，因为有情怀的人非常可能为自以为崇高的目标，而置他人的苦难于不顾，甚至用他人的生命来殉自以为崇高的事业。“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产生于此。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有情怀的人，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陈胜，“我花后开百花杀”的黄巢，“斩邪留正解民悬”洪秀全，但是，也正因为他们，中国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只讲功利，或许会没有出息，不成气候，但如果培养出有情怀，却不尊重他人权力甚至生命的人则非常危险，因为只要一个就可能祸国殃民。所以大学不仅要培养情怀，更要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所谓正确价值观，就是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能把自己的理念当做别人的上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勿强于人。空军政委刘亚洲在成都军区党校上党课时说道，美国人的强大，不是他们的金元财富，不是他们的科学技术，也不是他们的军事装备，而是他们对他人权力和生命的尊重。他以9,11时撞五角大楼的飞机为例，那里打下的最后一个电话居然是，我们被劫持了，我们在表决，要不要与劫机犯搏斗。这时的表决看起来有些迂腐，非常时期还遵守这种繁文缛节。可正因为如此，它所表现的谁也无权主宰他人生命的价值观却非常令人震撼。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价值观，我们就不会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别人，不管它可能有多么的正确和神圣，更不会用残暴的手段“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文革的悲剧、荒谬和疯狂就不会在我国上演。

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只能通过谈判、妥协和退让的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不是谁说了要算，而谁说了都不算。如此解决方式非常可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政效率一定比我们一声令下，雷厉风行，山摇地动要低很多很多。但是，谈判、妥协和退让不容易犯错误，特别是犯文革这样的大错误，犯了错误也容易矫正。不像我们，要犯就犯大错误，不仅错的离谱，错的疯狂，而且错得难以改正。尽管党中央早就一再强调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是，至今涉及文革的许多问题，我们实际上仍然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貌似低效的谈判妥协要远比貌似高效的一言九鼎要走的更快更稳健。

所以文革前的好学生，小绵羊，乖乖儿，参加红卫兵后，一个晚上就变成豺狼虎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仅把自己的理念当作他人的上帝，而且缺乏对他人的权力和感情的起码尊重，“手握乾坤杀伐权”，结果把整个民族推入灾难的深渊。可以肯定那些红卫兵也有知识，会权衡，有思想，甚至还有情怀，但是他们缺乏正确的价值观，于是那些原本不错的长处，不仅会变为作恶的工具，而且这样长处越多，可能犯下的罪恶越大。仅以情怀为例，没有情怀的人会躲在家中逍遥，情怀有限的人可能把自己送上荒谬的祭坛，情怀无限的人则会牺牲他人的生命，甚至是许多他人。这不能不是我们文革前大学教育最为沉重的教训。大学里什么都教了，科学技术、权衡利弊，甚至思想情怀，就是没有教价值观，这也是我国大学至今在国际上的认同度仍然不够高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将教育的重点转移到价值观教育上来，只有让我们的学生牢牢树立和坚守这样的价值观，即不管自己的信念有多么的正确甚至神圣，都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采取暴力手段（在自己或他人生命受到威胁时,则不受此信念约束）。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文革的土壤，化解和消除温总理的对于文革可能卷土重来的担忧。

通识教育就是价值观教育

所谓通识教育，不是让学生深入掌握某个领域的知识，而是面面俱到，浅尝则止，让学生形成知识体系的最基本框架。是油画一个大象，而不是工笔画大象的鼻子。没有基本框架的对具体问题的认识都是瞎子摸象，有了基本框架后，再聚焦某个问题，才能正确地深入研究。而构建这个基本框架的过程，表现并实现价值观的教育。

通识教育的课程涉及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子百家、医疗卫生和道德宗教各个领域，如此宽泛的内容只能让学生知道这些学科的一个大概，而不可能是课程的全部；只能引起学生对某个学科的兴趣，而不可能把学科掌握到可运用的程度。甚至没有一个孤立的课程的内容是有用的，但是，它们加起来的体系则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抓住鱼的一定是某根线，没有鱼网，则没有一根线可以抓住鱼一样。通识课程的宽泛还能给学生深刻的印象，人类知识的发展是个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甚至是个泥沙俱下的过程，所有的理论的发展都互相依存，都需要从别的理论中吸取营养。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唯我独尊，独霸江湖；一统天下的结果，只能大家都走向衰亡和死寂。自己发展的前提是给人家留下足够的空间，而不是让人家消失。表现自己最好优势的方式是竞争，而不是斗争。竞争的结果可以是大家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新的均衡，而斗争的结果则不仅是把别人消灭掉，而且使自己陷入斗争之中，迷失原有的善良。

所有的这些都隐含着以下重要的论断，那就是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出于文明人对知识的崇敬；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不是为了有用，而是因为仰望星空，审视内心；不能把自己的选择当作他人的上帝，尊重他人的选择不仅是学科的发展，甚至也是自己存在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

行文至此，我突然发现通识课有这样的隐含论断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它大声地说出来。所以还应该再开出一门证明通识课意义的课，强调价值观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核心关键地位，画龙点睛，凸显通识教育的价值。

学者小传

胡海鸥，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上海金融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货币理论与政策。

1998年获宝钢奖和上海市先进教师荣誉，2004年被安泰管理学院评为最受MBA学生欢迎的老师，2005年评为最受研究生欢迎的老师。2007年被评为上海交大的师德标兵。2009年获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唯一的教学特别优秀奖。2010被评为上海交大十大教学名师之一。所主持课程“金融学概”和“经济学原理”分别获得2010年国家和上海市精品课MBA《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管理经济学》，近三年MBA教学效果评估平均得分位居学院第一。2011年获得MBA毕业生门户网和MBA地带网等评为MBA杰出教授，以及上海交大最受本科生欢迎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