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
■ 每当我登上教室讲台，就会精神抖擞，思维活跃，充满幸福感与成就感，我可以自豪地说：“三尺讲台是我的终生岗位”。
■ 一流大学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流大学的建设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并且是一个进行式动词。
■ 转化医学是当前医学研究与健康服务的主要战略之一，医学教育必须顺应潮流，未雨绸缪，医学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这是全球医学教育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与机遇。
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家庭的核心成员也都与教师结下了不解之缘。自从1957年我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并于1962年留校至今，已经整整五十五年了。这期间，我担任过十年大学校长以及六年联合国官员，但最让我终生依恋和难以舍弃的岗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每当我登上教室讲台，就会精神抖擞，思维活跃，充满幸福感与成就感，我可以自豪地说：“三尺讲台是我的终生岗位”。
母校上海第二医学院（现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成立于1952年，今年欣逢母校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五十年是半个世纪，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短暂的一瞬。我在母校已经学习和工作了五十五个寒暑春秋，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铭记这里的一情一景。在庆祝母校六十华诞之际，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大学最宝贵的财富是学生
什么是一所大学最宝贵的财富？根据一般的评价标准，一所一流的大学应该包括以下主要标志：宽敞绮丽的校园，蔚为壮观的建筑，汗牛充栋的藏书，设备精良的仪器，蜚声中外的大师，声名卓著的学科，举世瞩目的成果，高瞻远瞩的视野，新颖独特的理念，精辟深邃的精神。但我认为贯穿以上几项标准并作为共同基石的是学生。换言之，一所大学最宝贵、最重要的财富是学生。原因在于：第一，大学的首要任务是传授知识和培育人才。学生是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产品”，是一所大学的“品牌与名片”，是反映一所大学水平最直观的标杆。第二，学生是一个广大的群体，又是一个流动的群体。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在大学校园苦读三年五载，然后走向五湖四海，把一所大学的思想播撒到四面八方，向社会公众展示一所大学的形象。第三，一所大学的文化、精神、传统、胸怀、视野与理念是经过岁月沉淀而成的，这些独特的文化与精神需要有人去继承，去发扬。学生既是大学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者，又是发扬光大的生力军。
我清晰地记得，入学后不久，当时主管医学教育的章央芬副院长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明确提出“二医的中心工作是一切为了学生，要千方百计地提高教学质量。”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切切实实的真抓实干。当时曾采取了几项十分有力的措施：
一是根据培养目标，调整教学内容，减少重复环节，鼓励临床医师参加基础医学教学。当时王振义教授就从瑞金医院内科来到基础部筹建并领导病理生理教研室。
二是各科的主要教授必须为本科生授课。我回顾了一下我的求学经历，八门基础医学主干课程有六门均由教研室主任教授亲自上课，其中生理学从大班讲课到实验指导均由张鸿德主任教授一人承担。
三是加强第二课堂教学，因材施教，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着力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我是这个措施的直接受益者。从一年级开始我就积极参加学生课外科研小组活动，先后进行了农村儿童钩虫病流行病学调查、胃癌175例临床病理分析及肝性昏迷发病机制等研究，我还在全校学生科研报告会上宣读论文，受到黄铭新教授的赞扬。余贺教授专门开设讲座，为学生讲授如何阅读学术论文，他鼓励我们多看文献，学会将知识综合归纳，学会驾驭知识。在他的感召下，我利用了几个暑假，以人体的八大器官系统为框架，把已经学过的基础与临床医学课程，进行知识的重组与整合。当时还没有电脑，我就在不断地抄写、描画、拼接和整理的过程中，经过系统回顾与思考，逐步学会了把浩瀚的知识和信息分门别类地储存到自己头脑中的不同区域，需要时还能随时加以提取、重组、演绎与拓展。
四是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必须贯彻三基（基础知识、理论与技能）与三严（严格、严肃与严厉）的精神，注重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章央芬院长曾语重心长地对莘莘学子说：“在大学里既要学知识学技能，还要学会做人，一定要又红又专。”我不禁想起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大学更应当传授智慧。大学不应当满足于培训技术，大学应当致力于学生的人格锻造。”我认识到大学的使命应当是让智慧与人格深深地烙刻在每个学生的“人生光盘”上，让学生都能终生受益。
一流大学的两个支柱：一流学科和一流人才
母校成立于1952年，是由原来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美国宾州大学医学院上海分校）、震旦大学医学院及同德医学院合并而成。这期间融合了来自美国、法国及德国与日本等不同流派体系的医学理念与风格，因此先天就具备五湖四海、相互包容、取长补短与海纳百川的优势，形成了不拘一格、开拓进取、敢为人先、面向世界的传统。正是由于这个学校吸纳了一大批上海的名医加盟，因此临床技艺精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第一”与“世界奇迹”：国内第一例心脏二尖瓣分离术、国内第一次用阿托品治疗锑剂中毒引起的阿斯综合征、国际首例抢救大面积烧伤患者、国际第一例断肢再植、直至转化医学的典范——诱导分化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为此王振义院士获得了201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回顾这些光辉业绩的同时，我们应当认真分析并总结出一些规律，以期指导母校今后的建设与发展。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轨迹，结合母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我认为一流大学不是自封的，也不能按“计划打造的”，所谓一流大学的标准主要是看其是否有一批基础扎实、立足前沿的学科；是否拥有一批大师级的学者；是否能在全球吸引高质量的学生；是否致力于将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对科技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是否对社会与人类文明产生重大影响；是否建立起一套科学与民主的决策和管理机制；是否建立起与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良性互动的渠道；是否在国内外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否形成大学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精神；是否具有公正、诚信、睿智、博爱的公众形象。上述十条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核，其中一流学科与一流人才更是两大支柱。
1958年母校成功抢救严重烧伤患者邱财康（烧伤总面积89%，其中Ⅲ度烧伤23%）就是依靠一流学科与一流人才有机结合创造的世界奇迹。当时国际上的定论是“烧伤面积超过80%无法治疗”。但在党委与院领导的统一指挥与精心安排下，组织了外科、内科、感染与免疫、整形及护理等各科专家，各尽所能，通力合作，历经三个月的奋战，终于安然渡过了休克、感染及焦痂处理等重重难关，利用噬菌体控制了绿脓杆菌感染，采用混合植皮技术使创面得以完全愈合。以史济湘及杨之骏教授领衔的多学科合作团队，总结出的严重烧伤治疗规范被誉为“中国公式”。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母校在十年文革浩劫后出现了学科凋零与人才断层的严峻局面，学校领导与全体员工充分认识到学科建设与梯队建设的重要性，断然采取了重点学科建设、学科群建设规划、创建新兴学科、破格晋升、重点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培养计划、配套成组出国培训、开辟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等措施，尤其是通过“211工程”建设规划，终于迎来了人才辈出与学科建设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所谓“配套成组出国培训”的模式，是将不同的专业人员依据学科建设的需要组织成一个团队，在课题负责人的领导与统筹下，共同为攻克一个研究课题、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或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学术梯队，有针对性地出国培训。由于目标明确、分工合理、配套成“龙”，因此成效卓著。例如，丁文祥教授领衔的小儿心胸外科，在美国民间健康基金会的支持下，有计划地“派出去，请进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很快掌握了能体现一个国家小儿心脏外科技术水平的各类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和危重症监护技术，而且研制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专用医疗器械和设备，从而使这个学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并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堪称亚洲一流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一流大学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流大学的建设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并且是一个进行式动词。我们离开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还需几代人的不懈追求和努力奋斗。
打破六堵围墙，让大学活力充分绽放
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教育是在为未来培养人才。就以医学教育为例，今天的医学生是明天的医生。可是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未来社会究竟是什么样，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医生，这是全世界医学教育面临的共同挑战，当然也是一种机遇。因为哪所大学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和对人才的需求，这所大学就能占领未来高等医学教育的制高点。
有鉴于此，我与我的同事们，从2002年开始，在交大医学院进行了小规模的医学教育改革试点，其要点如下：
一是，目标是根据我国医学卫生事业发展的需求，培养一批基础宽、能力强、素质高、复合型的高层次临床医学专门人才。
二是，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的优势，拓宽学生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基础，加强通识教育及强化现代化信息技术及外语能力培训。
三是，让学生早期接触临床，在为病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树立救死扶伤的责任感，学习如何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四是，改变以往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教学绝然分开的模式，使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教育相互交织，几次反复，不断深化，螺旋式上升。
五是，打破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框架，在基础医学教学中开设“医学导论”，并采取人体器官系统的整合课程，在临床教学中选取若干重要疾病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培训。
六是，采用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主动参与的学习模式，包括PBL（以实际问题为基础的学习）、CBL（以临床病例为基础的学习）、RBL（以研究探索为基础的学习）等，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及分析归纳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总之，大学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更好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主动做出贡献，大学应当成为社会中最具有蓬勃生机的一员，大学应当打破以下六堵围墙，才能使大学活力绽放：
● 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打破学院之间的围墙，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和互补合作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 打破正式课程与课外活动之间的围墙，学生应当到第二课堂和到工作现场去体验，去实习，以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团队精神及应变能力；
● 打破大学与企业间的围墙，所谓产学研合作机制，就是将基础（Basic）、 中试（Transitional）与转化（Translational）3种研究与开发加以协调与整合；
● 打破大学与政府决策部门之间的围墙，大学应当成为政府决策的思想库与智囊团；
● 打破大学与公众之间的围墙，包括打破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围墙。因为一个社会中公众的知识素质会直接影响高等教育质量。但必须强调的是，大学不能以教育者自居，教育从来都是双向的，大学要学会倾听和体恤，要学会汲取和反哺；
● 打破中国大学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围墙，所谓与国际接轨，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核心是交流、交融、共振与共鸣。
作为母校六十华诞庆典的一部分，我主持了由世界医学院校联盟与交大医学院共同召开的国际医学教育研讨会，主题是：转化医学时代的医学教育，与会的有几十位国内外知名医学院校的专家、医学研究机构与企业界的代表以及政府官员。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共识是：转化医学是当前医学研究与健康服务的主要战略之一，医学教育必须顺应潮流，未雨绸缪，医学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这是全球医学教育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与机遇。美国著名的教育家Howard Gardner指出，我们的未来需要五种人：受过专业培训并训练有素的人；善于归纳与整合各种信息的人；有独立见解并能不断开拓创新的人；尊重别人并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人；有崇高道德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人。
回顾半个世纪的大学生涯，我曾拥有过多种身份——学生、教师、系主任、校长、联合国官员，但我最重视的身份是“二医人”和“交大人”。这所大学横跨三个世纪，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沉淀，并赋以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历史重任。我们都是这条世纪长河中的一个水滴，我们都立志为母校的发展壮大不断添砖加瓦。
我今天仍然站在我熟悉的母校讲台上。在我看来，三尺讲台虽小，但它传承过去，又连接未来。站在三尺讲台上，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站在三尺讲台上，启迪思维，激励创新。每一个教师都是一个摆渡者，一个引路人，每一个教师都应当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同时舍得把自己的肩膀作为科学人梯上的一个台阶，让莘莘学子踏着这个台阶向着更高的山峰攀登。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才会迎来人才辈出的崭新局面；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无穷源泉。
学者小传
王一飞，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顾问、上海市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学会理事长、国家973项目“人类生殖与相关疾病研究”专家组成员。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1967年北京医学院研究生毕业，1980-1981年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与德国汉堡大学进修。长期从事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以及行政管理工作。1988-1997年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1995-2001年间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医学官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专家组成员，科技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咨询专家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人体组织学与胚胎学分卷》、《亚洲男科学杂志》及《国际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杂志》主编等职务。领衔的人体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及双语教学优秀团队。曾获得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名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上海市劳动模范、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突出贡献奖等荣誉和表彰。1995年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